成都刑事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认定实务分析

一、开篇点题

刑事诈骗罪的核心争议之一在于“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如何区分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本文以（2019）川0183刑初647号刑事判决书为切入点，通过分析被告人杨某（原姓名杨洪贵，已模糊处理）多次实施盗窃电瓶的行为，论证“非法占有目的”在客观行为推定中的关键作用，为刑事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认定提供实务参考。

二、中间分层：争议焦点的方法与步骤

（一）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标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罪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作为主观要件。司法实践中，这一目的通常通过行为人的客观行为来推定。具体步骤包括：

审查行为方式：是否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
分析行为对象：是否针对他人财物实施占有、转移；
评估占有状态：行为人是否具有返还意愿或能力。

本案虽系盗窃罪，但判决书明确写道：“被告人杨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秘密手段窃取他人财物，盗窃价值1169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这一表述揭示了“非法占有目的”作为财产犯罪共通要件的地位。在诈骗罪中，同样需要从行为人虚构事实的强度、被害人的处分意识以及财物流向进行综合判断。

（二）从客观行为推定主观目的的具体方法

第一步：行为模式的异常性分析 判决书载明，被告人杨某在2019年5月29日、6月10日、6月23日凌晨，连续三次在邛崃市门前空地盗窃电瓶车电瓶。其行为时间均选择凌晨，手段为“秘密窃取”，且使用自制作案工具“金龙牌红色老年人力三轮一辆、十字批一把”。这种多次、秘密、工具化的行为模式，排除了民事纠纷的可能性，直接指向非法占有目的。

第二步：犯罪前科的参考价值 判决书指出：“被告人杨洪贵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2018年11月23日刑满释放。” 被告人曾四次因盗窃罪被判刑，本次犯罪系累犯。在诈骗罪认定中，行为人是否有类似前科，同样可作为推断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辅助证据——多次实施同类犯罪，表明其主观恶性深、占有意图明确。

第三步：赃物处理的证据审查 本案中，公安机关扣押了被盗电瓶及作案工具，且“被告人杨洪贵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如实供述意味着对行为性质的认可，进一步佐证了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在诈骗罪中，若行为人将所得财物挥霍、转移或拒不退还，均可作为推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客观依据。

（三）引用判决书原文强化论证

判决书原文明确表述：“被告人杨洪贵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秘密手段窃取他人财物，盗窃价值1169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其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一关键表述，虽然针对盗窃罪，但在诈骗罪中同样适用。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中盗窃数额仅1169元，但因其有前科，依法按“数额较大”标准50%认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这一规则对诈骗罪同样具有参照意义——诈骗罪司法解释亦规定，曾因诈骗受过刑事处罚的，数额较大标准可降低至普通标准的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