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取保候审中受审能力认定的争议与程序保障

取保候审作为刑事强制措施，旨在保障诉讼顺利进行，但其适用过程中涉及的程序性争议往往影响案件走向。本文以（2014）东刑初字第00085号判决书为素材，聚焦取保候审期间被告人受审能力的认定争议，剖析法院如何在“中止审理”与“恢复审理”之间权衡，为实务提供具体参照。某案中，被告人管某因涉嫌诈骗罪被取保候审，后因“无受审能力”中止审理，却在取保期间涉嫌新罪，最终法院认定其具有逃避裁判的主观故意并恢复审理。这一过程揭示了受审能力认定的复杂性：既要保障被告人权利，也要防止滥用程序拖延诉讼。

一、争议焦点：取保候审期间受审能力的认定标准

在（2014）东刑初字第00085号案中，辩护人提出核心抗辩：“本案无客观证据证实被告人管某目前具有受审能力，对其继续审理不能保障其自我辩护权利的正当行使。”被告人管某在初次开庭时全程沉默，辩护人主张其因外伤失语、失忆，属于“不适宜诉讼继续进行的情形”。然而，法院在取保候审期间发现其涉嫌参与其他犯罪，且行为过程中“思维清晰、语言表达清楚”，经鉴定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这引出一对矛盾：被告人在侦查阶段表现出缄默状态，却在取保期间正常交流，如何判断其是否真正丧失受审能力？

法院最终采取“综合判断”方法，而非单纯依赖单次鉴定结论。判决书明确：“合议庭综合判断被告人的精神状态决定本案恢复审理并无不妥。”这一做法为取保候审期间受审能力认定提供了可借鉴的步骤。

二、具体方法与步骤：法院如何认定受审能力

根据判决书内容，法院认定被告人管某具有受审能力的关键步骤如下：

审查客观行为证据：法院调取了取保候审期间被告人的行为记录。判决书载明：“被告人管某在本案中止审理期间，涉嫌参与其他犯罪，行为过程中思维清晰、语言表达清楚，经鉴定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这表明，即使被告人在原案中自称“失语失忆”，其在新案中的正常行为可作为反证。
分析被告人的对抗性态度：法院发现，“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后表现出缄默状态，对相关侦查、鉴定工作均不予以配合”。结合从其居住地起获的“大量精神疾病鉴定类书籍”，法院推断其具有“逃避刑事追究的主观故意”。这一推理建立在被告人的选择性沉默上：其能正常阅读专业书籍，却拒绝配合鉴定。
排除伪造证据的可能性：针对辩护人关于“假结婚证非被告人所办”的主张，法院从起获证据入手：“从管某住处起获了结婚证两套……管某与左某的结婚证经鉴定为伪造，与苗某的结婚证登记时间为2012年12月12日，系有效证件”。管某无法合理解释为何同时持有两套结婚证，且在与左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又与案外人登记结婚，这进一步强化了其具有清醒判断能力的认定。
综合全案证据进行逻辑推演：法院并非仅依赖单一证据，而是将鉴定意见、证人证言（如证实管某在取保期间能正常沟通）、物证（精神疾病类书籍）等串联。判决书强调：“在案证据能够证实被告人管某……在被抓获后身体检查正常……结合从其居住地起获的精神疾病类书籍，可确定其具有逃避刑事追究的主观故意。” 这一步骤要求法官对证据链进行整体审查，避免因被告人短暂沉默而武断中止审理。

三、案件启示：取保候审中的程序风险与应对

取保候审并非“一保了之”。本案中，管某在取保期间涉嫌新罪，且法院认定其“主观恶性极大，应予严惩”。为避免类似争议，建议采取以下行动：

对办案机关：在取保候审期间发现被告人有异常行为（如沉默、自称患病）时，应及时启动动态评估，必要时变更强制措施。本案中，法院在恢复审理前已获知管某涉嫌新罪，并重新鉴定其刑事责任能力。
对被告人及家属：若被告人在取保期间确因疾病无法受审，应提供医院诊断证明、鉴定报告等客观证据，而非仅靠一己之言。同时，避免在取保期间从事可能构成新罪的活动，否则将面临更严厉刑罚（本案管某被判十一年）。
对辩护人：当主张被告人无受审能力时，申请鉴定是必要步骤，但需注意鉴定的全面性。本案中，辩护人仅以“外伤失语失忆”为由，却未能反驳被告人在取保期间正常交流的事实，最终未被采纳。

法律并非惩罚工具，而是权利保障的屏障。取保候审期间，各方均应保持对司法程序的敬畏，以避免陷入“保而不审”或“审而无保”的困境。

作者：周玉海，北京十哲律师事务所
来源：裁判文书网，案号：（2014）东刑初字第0008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