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冒充军人招摇撞骗案：缓刑适用争议与量刑考量

摘要：本文以（2019）京0106刑初1295号判决书为蓝本，聚焦缓刑适用争议，分析为何辩护人提出的缓刑建议未被采纳。通过还原案件事实、梳理辩护理由与法院裁判逻辑，揭示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的社会危害性对缓刑适用的影响，为实务中类似案件的辩护与量刑提供参考。

一、案情回顾：冒充军人骗取感情与财物

2018年9月至12月，被告人曹某（化名）冒充陆军66267部队的上校军官，通过微信结识被害人王某。曹某以“军魂”为名，编造现役军人身份，取得王某信任后与其确立恋爱关系，并以“帮助解决债务纠纷”“购买军用品”“请领导吃饭”等理由，骗取王某人民币共计1.7万元，以及玉把件、紫砂壶、浪琴手表等财物。2019年5月9日，曹某被民警查获。

公诉机关以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提起公诉，最终法院判处曹某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责令退赔违法所得。

判决书原文（姓名已模糊处理）：

“2018年9月至12月期间，被告人曹某冒充陆军66267部队的上校军官，骗取被害人王某信任后，与被害人王某谈恋爱……以帮助被害人办事、卖给被害人军用品等为由骗取被害人王某人民币1.7万元、玉把件一个、茶壶一个、浪琴手表一块。”

二、争议焦点：缓刑能否适用？

辩护人主张，曹某系初犯、偶犯，到案后如实供述罪行，认罪态度好，主观恶性小，且积极退还涉案财物，请求对其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但法院最终未予采纳缓刑建议，仅认定“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所犯罪行，认罪态度较好，并能积极退缴赃款并退还涉案物品”作为从轻情节，判处实刑。

缓刑争议的核心在于：当被告同时具备“初犯”“退赃”“认罪”等有利情节时，法院为何仍拒绝缓刑？这需要深入分析本案的特殊性。

三、法院为何不适用缓刑？——三个关键层析

第一层：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的社会危害性

根据《刑法》第三百七十二条，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不仅侵犯公民财产权，更破坏了军队形象和国家公信力。判决书指出：

“被告人曹某无视国法，冒充军人招摇撞骗，其行为已构成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应予处罚。”

本案中，曹某长期利用军人身份骗取感情，且在与王某恋爱期间发生性关系，使得行为性质从单纯的财产诈骗升级为对被害人情感与信任的严重背叛。这种“冒充+情感操控”的复合手段，社会危害性明显高于普通诈骗。

第二层：缓刑的法定条件未完全满足

《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适用缓刑需同时满足“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本案中，法院虽认可曹某如实供述、退赃等悔罪表现，但对其“犯罪情节较轻”的判断持否定态度：

犯罪数额与手段：曹某骗取1.7万元及多件贵重物品，虽非巨款，但通过虚构军人身份长期行骗，手法隐蔽、持续时间长，不属于“情节较轻”。
主观恶性：曹某为维持谎言，多次向王某索要财物，甚至在被怀疑后拉黑对方、更换联系方式，显示出较强的主观恶意。

判决书在量刑理由中明确提到：

“根据被告人曹某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七十二条……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曹某犯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

关键暗示：法院认为“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已达需判处实刑的程度，缓刑显然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第三层：退赃退赔不等于缓刑“通行证”

辩护人强调“积极退还涉案财物”，但法院仅将此作为“从轻处罚”的依据，未上升至缓刑条件。原因有二：

退赃的局限性：曹某虽退还了部分赃款（1.7万元）和紫砂壶，但被害人王某实际遭受的损失包括感情欺骗、时间耗费以及精神损害。财物损失可以量化弥补，但军人身份被冒用所侵害的社会法益无法通过退赃修复。
犯罪对象的特殊性：本案被害人王某是单身离异女性，曹某利用其对军人的信任展开情感攻势，这种“杀猪盘”式骗局对被害人心理创伤严重。判决书引用了被害人陈述：

“曹洪涛告诉我他是中部战区66267部队的现役军官，上校军衔，是负责采购的领导，他说要和我结婚我就相信他了。”

可见，曹某的欺骗行为直接摧毁了被害人的婚姻期待，后果远超财产损失。

四、延展：缓刑适用中的实操启示

1. 律师的辩护策略调整

不宜过度依赖“退赃=缓刑”逻辑：在冒充军人等涉军、涉公权力案件中，即使全额退赃，法院仍可能以“损害军队形象”为由拒绝缓刑。辩护人应重点论证“犯罪情节较轻”的客观事实，例如：
- 区分“临时起意”与“预谋作案”；
- 举证被告人对军人身份的具体使用程度（如是否伪造证件、是否多次公开行为）；
- 强调初犯、偶犯在社区中的低再犯风险。
争取被害人的谅解书：本案中王某未出具谅解书，若辩护人能主动联系被害人，通过真诚道歉、情感补偿获得书面谅解，将显著提升缓刑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