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别墅借住与受贿未遂的司法认定边界解析

在贪污受贿案件中，财物与职务行为的对价关系是认定犯罪的核心。但当收受对象为不动产、车辆等需要长期占有的财物，且未办理权属变更时，如何区分“借用”与“受贿”，成为司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本文以曾小刚受贿案中的别墅争议为切入点，结合判决书原文，深度解析受贿未遂的认定标准，为类似案件提供清晰的分析框架。

一、事实基础：别墅“借住”背后的权钱交易

根据判决书查明事实，1994年至2016年期间，被告人曾小刚（以下简称“曾某”）先后利用担任新疆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副局长、局长等职务便利，在矿产开发等多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其中第八起事实涉及一套价值1165万元别墅的争议：

“2014年5月曾某提出让其夫人和女儿、女婿借住张某1所在公司名下在顺义的波特兰小区别墅……2016年年初，张某1曾试探曾某，如果曾某要别墅，那就继续帮忙转让萨瓦亚尔顿金矿，如果曾某不要，公司打算收回别墅处理掉，曾某表示不要。”

行贿人张某2（化名）供称：“2013年年初曾某联系了国内几家大公司，其中中国黄金总公司开价8.8亿收购，签订了意向书，为促成此事，伟福矿业法人陈某某提出若此收购完成，给曾某在杭州市买套房子。……2014年5月曾某提出让家属借住别墅。”被告人曾某供述：“其当时就只想让家里人在别墅里临时住一下。”

二、争议焦点：“借住”与“受贿”的边界

本案中，辩护人提出：曾某没有收受别墅的主观故意，只是家人借住，产权未实际转移，仅属违纪行为，不应认定为受贿未遂。被告人曾某则辩称：“只是其亲属借住，并无受贿之意，公诉机关认定为受贿未遂不当。”

该争议的核心在于：当受贿双方未明确达成“送”与“收”的一致意思表示，但行贿方为特定目的配置财物、受贿方实际长期占有并使用，是否构成受贿（未遂）？认定“借用”与“受贿”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三、法院判决：三层递进认定法

针对此争议，法院在判决书中进行了系统论述，可概括为三层递进分析：

第一层：权钱交易前提的建立

法院首先确认双方存在权钱交易关系：“行贿人张某1与被告人曾某之间有权钱交易关系。行贿方已提出给曾某送房一套，至于送哪里的房子尚未确定，条件是曾某帮行贿人完成矿的收购，对此，曾某虽未明确表态，但事实上确实在帮行贿方实施对矿的收购。”

方法步骤：审查双方是否存在职务行为与财物的对价关系，可重点核查：行贿方是否曾表达赠送意向；受贿方是否实施了相应的职务行为；双方是否存在持续的请托与被请托关系。

第二层：实际占有行为的穿透审查

法院认定曾某家属长期居住在别墅，行使房屋占有权、使用权：“在曾某全家人参观别墅表现出感兴趣之后，张某1提出让曾某在北京的女儿先行居住，而曾某也同意其家属经常去该别墅居住，也就是说行使着房屋的占有权、使用权，双方有送、收的意思表示，受贿方也实际占有房屋，所以曾某的行为可认定为受贿。”

方法步骤：判断是否“实际占有”应当综合以下因素：居住时间长短（本案长达两年）；居住原因是否合理（法院认为“因空气质量不好而住郊区别墅，其实只是借口”）；是否支付对价（物业费由行贿方承担）；有无归还意图（曾某明确表示不要后仍未立即搬出）。

第三层：排除“借用”的否定式判断

法院特别论证为何不认定为借用：“一是曾某女儿在北京结婚有房……只是借口；二是双方并无私交，而只是一种权钱交易；从借用时间上看，长达两年之久，可以归还却直至案发；三是曾某后来明确表示不要此房，但是在事情未办成的情况下，即在收受贿赂之后。”

方法步骤：否定“借用”需考察：双方关系是否具有私交基础；借用理由是否合理；借用时长是否异常；行贿方是否承担费用（保险、保养、油费）；财物是否与职务行为存在时间先后关系。

最终，法院认定：“考虑到该房没有过户，曾某没有完成所托之事，后来又被双规，所以曾某收受此房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受贿未遂。”并援引《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八条第一款：“收受请托人房屋，未变更权属登记，不影响受贿的认定。”

四、法律启示与行动建议

本案确立的别墅受贿未遂认定逻辑，对司法实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权钱交易优先于形式要件：即使未办理权属变更、未明示“赠送”，只要双方存在职务行为对价、受贿方实际长期占有且无合理借用理由，即可认定受贿（未遂）。
“心照不暄”足以构成受贿故意：如判决书所指“双方在口头上没有明显的送、收的意思表示，但实际上二人心照不暄，其实是为了规避法律”，这种默示的权钱合意同样受刑法评价。
退赃不等于否定受贿：本案中曾某向单位纪检部门退缴10万元，法院认定“收受行为已经完成，其退赃款并非拒绝……而是因为清楚对方的为人，害怕被检举”，因此该笔数额仍计入受贿数额。

进一步建议：若您或身边人士面临类似“借住”、“借用”条款的指控，应当第一时间收集：双方私人关系证明（亲属、同学、朋友等）、借用期间费用支付凭证（水电物业、维修保养）、沟通记录中是否明确提及“借用”字样、是否有归还时间表等。同时，建议委托专业律师审查案件时重点关注：行贿与职务行为的对应关系是否清晰；实际占有时长是否超出合理借用范畴；是否因典型职务行为而获得财物（如促成收购）。

作者：张瑞宏，上海中联（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

来源：裁判文书网，案号：（2017）新01刑初179号